拾年丨陈新民：封口，只可一时，绝不能一世

Original 关注本号☞ 新三届 2023-12-15
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
陈新民，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。曾执教甘肃酒泉教育学院。后任高台县委副书记、漳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，定西行署副专员，甘肃人口委副主任，中国国土资源报党委副书记，国土资源部老干局副局长。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。

原题

封口

作者：陈新民

酒泉中学占据着古城的西北角，修造于清代建筑群钟楼寺旧址。1966年夏，我进校时，还是用钟楼寺院飞檐翘甍绿瓦青墙的山门作校门。进门来，一条长道直抵校园中心的钟楼，上道楼的三层，可以望见三十里外祁连山下过往火车。长道左右各有两个高台，台上耸立着四座大庙堂，分别被用来作生物、物理、化学实验室和图书馆。钟楼往北的教学区，是一排排呆板的仿苏式平房。教室前后白杨、垂柳、槐、桑、槭、榆、桃、李、杏、梨、苹果、核桃、沙枣树浓绿婆娑；紫丁香、黄蔷薇、红牡丹、粉白的芍药、淡蓝的波斯菊花开花落，站在校园西北两侧高高的城墙俯瞰，二百六十亩校园绿荫扑地花团锦簇。

不久，校园的宁静幽美，被“文化大革命”浊浪吞噬了。

抗战时期，学校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。蒋介石兼总校校长，酒泉行政督察专员兼分校校长。地区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姓左的军代表讲话说，学校“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”，是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重点，是革命造反派立新功的新战区。

学校“牛棚”设在一座庙里，庙里的菩萨早被打碎清出，现在用来关押牛鬼蛇神。学校三分之一的教师被关进这里。李春章老师的罪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。

李老师高额低眉，大眼尖鼻，浅笑时隐隐有苦相。他目光清澈，语音低柔，教态优雅。讲课时，《资本论》的论点、《史记》故事信手拈来，很受同学欢迎。

1978年，我考上西北师范大学后，著名唐史专家金宝祥教授曾对我说：“‘文革’前历史系的毕业生里，我看好两个最适合做学问的人，一个就是李春章。”他说起1962年 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刚结束，师生们能吃饱饭了，正常的教学活动也逐步恢复。历史系组织了一次读书报告会。听了李春章报告学习《资本论》的体会，有七个教授在会上会下表扬他，说一个大三学生，能把深奥经典读进去，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见解，不容易。

李老师凡事喜欢较真，好深究细问，对不公正、不公平的事，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，常常话随心到口无遮拦。在以斗为纲，诬陷成风时期，他这种人最容易遭到暗算。最厉害的暗算，莫过于把当事人言论和攻击领袖联系起来。一旦联系起来，就好比清代的“逆案”。

清代的文字狱，“文革”的话语罪，有共同之处，都是从书生的文字言语间搜寻疑点上纲上线，追究诽谤悖逆。而且破案大都得力于同类的或献功邀赏，或妒贤嫉能，或挟嫌报复。不同的是，清代文字狱要有白纸黑字的凭据，“文革”话语罪几乎不需要证据，有人揭发就可拿下。

李老师获罪主要是三句话：一是他说毛泽东出身于富农家庭。二是说浏阳事变中，毛泽东曾爬在水沟里躲避国民党士兵抓捕。对这两条，他没有否认，但声明自己有资料来源，斯诺、吴玉章文章可以为证。第三点，他说的“我读马列主义从资本论开始”，被篡改成“毛主席著作不等于马列主义。”这一篡改，性质完全变了。他当然不服，每次批斗，他的辩解总被打断，被拳脚、大棒和钢丝鞭打断。为防止“继续放毒”，以后批斗会干脆不许他张口。造反派视他为死硬分子，打得最多，打得最狠。

身陷“牛棚”，最难过的鬼门关是所谓的“小战斗”。夜幕降临后，三两个打手把专政对象拉到密室，长时间地施虐，就像清代对逆案案犯“濡缓折磨，使之备尝痛楚”。比起古人的拧耳、长跪、打板、拶指等，打手们的新式武器钢丝鞭（裹在橡皮套里的汽车刹车弹簧管）更厉害。有次，李老师背上被钢丝鞭打得血棱暴起，火烧火燎地疼了十几天。从此，无论天气多热，只要被拉出去，他都要穿起棉衣。羞辱痛楚更甚于毒打。“挨过打后口特别渴，他们把尿装进茶壶，往我嘴里灌。”今天说起来，他还声气哽咽。

李老师出身木匠家庭，会做些木工活，心灵手巧的语文老师苏世英给他打下手。苏老师是富家子，十五岁就参加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，被分配在206师的幼年连。“文革”前，他从美国之音广播得知胡适逝世消息，私下给同事说，中国一代文星陨落了。有人密报地委，宣传部追问下来，我父亲说学校已责令本人在教研组会上检查，没必要再处理，以免扩散。苏老师躲过那一劫，却没有躲过“文革”。

偷听敌台是“一打三反”重点打击的罪行。苏老师先进“牛棚”后来被判刑，平反后没几年就病逝了。“牛棚”的日子，是挨打挨斗和苦役交替。见李老师和苏老师俩人拉大锯解木板累得直不起腰，我父亲忧心地说：“事情到这个地步，最后怎么处理已和咱们劳动表现无关。留点力气吧。挨打得有力气。”挨打是紧张地体力付出，支撑下来需要力气。这是父亲切身体验。

李老师是“一打三反”运动开始第一天，1970年2月23日，酒泉城第一个被捕者。他这样回忆当时情景：“晚九时，当我在被架成喷气式押进大会会场时，看到腿的森林栽满了整个礼堂时，估计是全校师生的一半以上，呼口号声证明了这一点。而且我发现这大会以我为中心：口号中除了毛主席就是我。……（宣布拘留以后）我的抗议只是两声‘毛主席万岁！’到会者显然都没有预料到我会以这种方法抗议，愣住了，会场肃静了半分钟。”

那种场合，根本不许他说话，抢着喊一两声，除了流行口号，再喊什么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呢？回答他的是更凶狠地殴打。“打在嘴上，我立即就吐出了血。接着他扯下我的帽子塞住我嘴。”他后来回忆道：“几乎憋死！那一刻真正有了末日之感。”

城东郊有一所监狱，挂的牌子是新生机械厂。电网下的高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：“军队，对于敌对的阶级，是暴力、是压迫的工具，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。”每次经过那堵高墙，我就想起在里面服刑的李老师。作为历史教师，他多少次向学生讲过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伟大功绩，现在却成了暴力压迫对象。他真是敌对阶级分子吗？我还疑惑，宣判公告明明说他有认罪表现，因而从轻判处。怎么参加过公捕会的人又说，看见他嘴被帽子塞着，脸涨得通红？这类疑惑，不能说出，也无处去问。

李老师也是全区第一个平反的政治犯。他写申诉不像别人那样，把重点放在陈述冤情，而是从推理入手逐条批驳判决书。判决书说他“披着人民教师的外衣，借用人民的讲台，采取讲历史、讲故事、讲人物、写文章等手段，传播帝、修、反，毒害广大青少年。”他批驳道：“历史包括故事和人物，没有故事和人物就不成其为历史。所以说，把‘讲历史、讲故事、讲人物’三者并提，是文理不通。”“写文章何必在讲台上呢？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在讲台上写过文章……‘利用讲台写文章’又是文理不通。”“‘帝修反’是指反动势力，（势力）怎么能够传播呢？更是文理不通。”拿判决书当中学生作文批改，真是闻所未闻，书生意气可见一斑。

可能是那段时期集中判决的人太多，也可能是公、检、法被砸烂后，执掌政法大权的人素质太低。一些判决书就照抄造反派的所谓“揪送”材料。李老师说，对他的判决书脱胎于一个同事的批判文章：“问题是那篇文章实在太烂，怎么就可能拿来作为判决书蓝本呢？”那年月，一切违背常理的行径，特别是恶行皆有可能。

李老师在散文《猫逮狗》里写道，自己的申诉引起了人们对那份判决书的反感和对自己的同情，因此促进了平反。说凭申诉书能促进平反，那得看什么时候。只有在允许自我辩护，申诉才能被受理，才有可能得到回应和同情。更重要的是，必须有人性互动的前提。在被迫害者的价值轻贱如草芥，迫害人者已堕落成鹰犬，人与“兽”对峙情况下，要么闭嘴，要么喊喊口号罢了。

李老师一平反即找到难友的亲属，包括同事苏世英家、学生周谦仁家他都去过。他动员大家站出来申冤，替他们起草修改申诉材料……他的热心，他的执着，给不幸的人们以温暖，坚定了他们找回尊严的信心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动员李老师把自己经历写一写。我说，“文革”冤狱遍地，身陷其中的人不在少数。时过境迁，现在想把自己经历写下来的人已不多，即使有心写，多数人笔力难及。我说，请李老师想想，把自己独特经历和体验捂在胸中里多可惜呀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一直不为所动。这几年，他患严重的风湿病卧床不起，最近又得了脑梗。身体每况愈下时，他却想起动笔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几个月写出了几十篇系列散文《冤狱记》。

一篇篇纪实精简生动，墨痕无多泪痕多。作品通过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王乃文、国内一流二胡演奏家易之等形象，生动地刻画了知识分子在牢狱中的卑微处境、复杂心态，艰辛地忍耐，以及他们在人生最低谷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。通过“代表”“不愿回家的人”“百衲衣”“特设掏粪犯”等看似离奇的人物故事，真实地揭示了荒诞岁月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蔑视，以及高压下人性的扭曲变形。

质朴冷峻的叙事，带着心灵的悸动，传达了对人性、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深沉呼唤。《冤狱记》发表后，引起不寻常的反响。特别是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的人，反映之强烈出乎预料。

封口只可一时，绝不能一世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感动人的总是真话。

那是我插队之前最后一次参加全校大会。大礼堂门窗已没几块完整玻璃。寒风从破窗呼啸而入，吹进片片黄叶在头顶飞旋，我们席地而坐，屁股下水泥地凉气袭人。跺脚声此起彼伏，维持秩序的棒棒队呵斥道：“严肃些，不许吵闹！”

高音喇叭播放着歌曲：“小小寰球，有几个苍蝇碰壁，几声凄厉，几声抽泣。”标语写着：“人民群众开心之日，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。”先前召开庆祝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之类大会，各班的“黑七类”总排在最后，说是阳光雨露不能先洒向狗崽子。这次为什么把我们带到前排？一次次大会，一茬茬人以各种罪名被关进“牛棚”，运动在深入，批斗对象已由一小撮变成一大片。今天又是轮到谁了呢？

主席台上，一位大同学站着念稿子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……阶级敌人人还在，心不死……”念着，他突然大吼：“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谦仁押上来示众！”

与吼声同步，埋伏左右的两个大块头把周谦仁从人群中拖出。他跳腾着大喊：“同学们！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这一喊，文斗名正言顺变成武斗。那天，他可是挨了不少拳脚。

别人眼里，周谦仁高个宽肩，圆头方脸，很是富态。他是毕业班的物理课代表，校篮球队队员，宣传队的“舞星”，能写善辩，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。他还是我父亲（兼他的班主任）认定的“文理双全的尖子学生”，老师们期望他成为第二个王天喜（上一级考入清华的同学）。“文革”刚开始，他对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血统论犀利地批判，使他声名鹊起。而且，任凭前期的工作组，还是后来的军宣队、工宣队怎么施加压力，他都不改变对校长、对老师们的敬重，还把这种观点亮出来，影响了沉默的大多数。

周谦仁的厄运是必然的。李春章老师在监狱遇到一个颇知内情的同学说，军宣队早就有意拿下周谦仁了。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时，家庭成分不好的、所谓站错队的大多数同学都进了插队名单。而平常革命口号喊得最响，形势跟得最紧的那些人，不是参军，就是招工。对此，同学们议论纷纷，有些人还跑到工宣队讨说法。当权者本想给周谦仁加上“破坏上山下乡”罪名推出来压制学生中的不满。但周早早就报名要求去农村插队。这一招不灵，接下来的招数更厉害。

1966年8月，有次批斗一位名叫B.S的老师会后，讲桌上扔着的一叠这位老师的所谓罪行材料，同学们在上面随意地画着写着，多是一些流行语，如誓死保卫中央文革，绝食，死、死、死，还有江青的名字，毛主席万岁等等。打扫教室时，有个同学看到的“打倒病死（B.S老师的蔑称）”和毛主席万岁两行字疑似反标。就把这个材料送到公安局。局长看后说，小将们的警惕性高是对的，但这些字不在一个平行线上，显然也不是一个人写下的，不能看作是反标。两年之后，局长被打倒了。按照“学生的问题到运动后期解决”的战略部署。这事又被重新提起，革委会保卫部组织暗查。认定毛主席万岁是周谦仁的笔迹，于是，一张天网悄悄向他收来……

“牛棚”里，我父亲和周谦仁关在一起，昔日的尖子学生和校长这时是朝夕相处的难友。父亲比较了监狱后，曾经说过真正的炼狱是“牛棚”。有几个左得出奇的同学对周谦仁特别凶狠，打起来花样迭出不说，还在他身上练习捆绑手艺。因此无论天气多热，他都棉衣不敢离身。“一打三反”刚开始，他就被判刑。宣判布告上写犯周犯得罪动机，是对停止高考心怀不满，抵制上山下乡运动……从布告照片看，他的方脸瘦成窄窄一条，大鼻子显得很突出。

布告还写着，“周犯归案后交代尚好，有认罪之表现，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这和对李老师的宣判如出一辙：“李犯罪行严重，本应从严惩处，鉴于捕后交代尚好，有认罪之表现，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”

两件“逆案”，一个文字狱，一个话语罪。两个人在学校批斗大会上始终没有低过头，现在却都因认罪态度好被从轻判了。专政的铁拳就是厉害呀，把刚强汉子锤成软面条。直到他们出狱后我才知道，自进拘留所一直到宣判，根本就没人提审过他们，连说话机会也不给，何来认罪表现？李老师在上诉中写道：“捕后我没有一言一语、一字一句地交代，凭什么说我‘有认罪表现’？”

既不要证据，又不取口供，仅凭以群众组织大字报内容为主编织的“扭送材料”就可以决定人的命运。这是砸烂公、检、法后，革委会保卫部的新政。不仅不要口供，还要封口，临上大会前，不忘给周谦仁嘴里塞了一团抹布……

他被发配到青海高原一个劳改农场服刑。农场牛羊成群却没有兽医，场方看准他的聪慧，叫他自学畜病防治。几年下来，他已成了当地名人。不仅在牧场当起大用，周边的藏族、土族牧民也很信服他，牲畜有病都拉来请他治疗，来时还带着糌粑、酥油。从牧人眼中，他得到了久违的尊重。

有个老狱警看了周谦仁的档案，认定是一起冤案。刑期一满，即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在青海，他一待就是十年。

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，他从农场回到酒泉。几个同学在鼓楼附近一间土屋里（记不清是谁家）聚会，那是大家分别十年初次见面。他坐在靠墙的炕沿上，礼貌地倾听别人高谈阔论，很少插话。我觉得和他对视有些沉重，我说，他倒霉或多或少是受了我父亲牵连……他连连摆手要我打住。本想听他谈谈农场情况，他却提前告辞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想，周谦仁还生活在阴影中。

我在酒泉教育学院任教时，有次他来我家，说到在劳改队待十几年再回归社会的种种难度。后来我在高台县委分管政法工作，多次接待“两劳”人员上访，使我对周谦仁的沉郁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平反以后，周谦仁两手空空回到酒泉。没有学历，没有资质，兽医当不成了，他被安置在一家工厂。从工人、班组长、车间主任、一直干到厂长。后来工厂改制，他贷款买下厂子，成了民企老板。都说他干得很出色，我想除了自身素质，大概和那不能再低的起点也有关系，就像压得很低的弹簧，往往弹得很高。当然，如果不是“文革”，他的人生高度肯定不在这里。

我父亲是从兰州离休的。他一直很留意酒泉的学生，特别是他兼过班主任的高三（2）班同学情况。他说，66级高中毕业生的命运，是中国教育的隐痛。每每谈论优秀学生，都少不了说起周谦仁。有人对父亲说，谦仁现在挺好，有厂子、有大宅好车，啥也不缺啦。父亲摇摇头：“如果不是‘文革’，现在人们关注的应该不是周谦仁需要啥，而是国家对他的需要……”

1969年，校园的树木大多被砍伐，花草被刨尽，钟楼寺已成废墟，残存的古庙大殿门窗全被捣毁，像一个个遭剜眼割鼻的巨人，趴在高台上苟延残喘。只有钟楼因更名“忠字楼”得以幸存（这是钟楼寺古建筑群唯一的存留物）。

冬日早晨，我站在校门口，回望孤立残雪中的“忠字楼”，去农村插队。想起进校两年多来，我既没有学到知识，也没有感受到哪怕是一丁点母亲般的呵护，我实在不愿称之为母校。

我插队的地方汉代已是军屯垦区，宋以后一直是游牧民族治地，渐渐“退耕还牧”，到清末才逐步复垦。我们队的农户都是百年内陆续迁来，姓很杂，没有老户旺族，大家都是外来人，江山轮流坐，队长换得勤。

到农村第二年，新队长老宁上任了。老宁四十六七岁，干头狭脸，薄嘴无须，经常把帽子戴得很低，细眼总隐在帽檐阴影下，人没法端详他的表情。比起前任，老宁口才好多了，会上讲起来一套一套的，多是“两报一刊”的时兴话。人们背后叫他“水嘴”，意思是啥话都能顺嘴淌。

折腾前任队长那一阵，老宁和知青张大个子走得很近。他对大个子说，一个劳动日才值两三毛，一年干下来，满打满算挣不了一百元，再扣这扣那，到手里能有几个子儿？他算了一笔账。生产队分口粮是按“人七劳三”标准（即凭人头分七成，凭工分只能分三成），干活不如养娃娃。啥也不干，养一个娃就能分两百多斤粮，到奶娃儿会吃饭时，说啥也能攒下四百斤。四百斤粮走黑市，就能换回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。凭工分，猴年马月也挣不回个自行车。

听大个子这么一学说，我心想，还真没见过老宁老婆是啥模样。她一个接一个养娃娃，有几年没上过地了。

老宁能掐会算不奇怪。他原本就是城里人，新中国成立前在酒泉城玉石作坊学手艺，在玉门矿务局扬子公司干过力工。大个子给我嘀咕，说老宁还在马步芳的青海金矿当过工兵。对此我存疑，老宁可是新近“纳新”的党员啊。

不知为什么，老宁上任没多久又和大个子闹翻了。有次社员会上，他转着弯子批评大个子“有些人不操心抓革命促生产，眼睛尽盯着领导，在背地里唱小曲子（意思是说风凉话）。”话音没落，大个子耸耸肩，生生撂过一句：“说我呀？我有那功夫唱小曲子，不如回家养娃儿，等着分粮食，倒腾一辆飞鸽车骑算啦！”他把老宁的私房话端到会上反说，噎得老宁差点透不过气。

老宁后悔先前没把心思包严，给对方留下话柄。他不敢往深惹大个子，想来个“打黄牛惊黑牛”。那双细碎的蛇眼转来转去，最后锁定了我。那年，我十五岁，一米五的瘦身板，干活不行，还管不住自己的嘴。我听人隐晦地议论老宁的一些个上不了台面的荤事儿，听不明白追问了两句。谁知议论老宁的人反而把我给告发了。

老宁特别爱开社员会。会场在队文化室，正面墙的毛主席像下，两张合在一起的办公桌就是生产队的政治中心，主席像下三张椅子经常坐的是队长、贫协主席、基干民兵排长。一盏油灯把桌前照得亮晃晃。社员坐在桌子对面一排排木条凳上，灯光照射到的前排是强势人物，即所谓 “大头社员”；越往后，光越暗，坐的人越“瓤”；地主富农家的人不上条凳，蜷曲在黑处的墙根里。我可以上凳，但在灯光照不到的最后一排。社员会无非是翻来覆去念报纸、学语录，有时也批一通“四类分子”。会每每开到半夜，搞得大家疲惫不堪，社员们说，真是拿人当鹰熬呢。

战备紧张后，社员会加了一项内容，学俄语。“斯刀衣”“阿努日也涅捂比尧木”等几个单词短语，把大家舌头都搅麻了。

我说，光会“不许动”“举起手来”几句怕不成，“我投降”“我缴枪”总得能听懂吧，要不，咋抓回俘虏？

老宁阴阴地问：“你这是灰扒杆子上绑尿布，打的哪路子旗呀？”

不知啥意思，我没应答。

他突然直起身子拍桌大骂：“龟儿子，仗还没打就想投苏修！”

我辩解：“不，不是！我的意思……”

“他就是想投降，假如这阵子苏修打过来，老子先一枪蹦了他再说。”老宁对着社员们煽动，话说得很“行伍”，口气带着杀威。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，要说服，不能压服，压的结果，只能是压而不服。”没办法，我只得拿语录来招架。

老宁给基干民兵排长使了个眼色，排长把我从后排木凳揪起，拖到灯下。老宁忽地吹灭油灯，黑暗中，几个人把我撅倒，头和两只胳膊被死死按在桌上。我的腿半蹲半跪，脊背和屁股对着人群，粗重的牛缰在我背上横飞，穿布鞋、麻鞋的脚，往我屁股和腿弯狠踹。听得出最先动手、下手最狠地是前任队长，他把下台的怨恨全集中在拳头，猛捣我腰窝。

我脑中突然空白，不知怎么就喊了两嗓子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打倒兵痞！”

老宁在我头顶吼道：“听听！听听!龟儿子毒啊！拿咱贫下中农都当敌人啦。”他这么一煽动，挤到桌前人多了。有人脱下臭烘烘的鞋，砸我的脑勺。

噼里啪啦好一阵，不知谁擦火点亮了油灯。灯光一照，木凳乱响，人都赶忙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会场立刻安静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瘫软如泥，被扯下桌子扔在门槛上。老宁说：“散会。”人们挨个从我身上跨过急急走开。

人散尽后，风吹灯灭，屯庄空阔，暗夜狰狞。我泪水滂沱，哭声惊得圈棚里的群牛哞哞乱吼。

两天后，我去公社革委会告状，正赶上机关开饭。年轻书记和老主任蹲在房檐下吃拉面。我紧着诉说苦情，两人视而不见，边吸溜面条互相掐着。书记筷子指着主任碗里圆杆拉面说：“老家伙，你有毛病啊，碗碗都是捣驴棍，哈哈。”书记正吃宽面，主任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咋就单好一口打屄片呢？呵呵……”直到笑闹够拿着空碗离开，谁也没扫我一眼。

算我倒霉，打白挨了。那年月，白白挨打的人多去了。

那晚黑灯瞎火，对我动手的人没记得几个。

有个姓王的麻脸汉已经走出饲养场大院，又返身回来照我肚子猛踢了两脚。王麻愚钝猥琐，生养了一大堆小孩，又穷又邋遢，是公认的孽障（软弱）人。平日任别人怎么欺负，他只会咧着兔唇笑笑。谁都没想到，那晚他也来踹我。事后，我问王麻，我对你咋了，就凭隔三岔五上门给你婆姨扎针（他老婆患关节炎），你也不该对我使坏啊。他嘟囔道，文大化嘛（说的是“文革”），自家总是个贫农呀，永世（从来）没打过人呢，再不打就不贫农啦。

“再不打就不贫农啦！”王麻的话自有理论依据：“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。对敌人的同情和怜悯，就是对革命群众的残忍。”这些理论在浩劫之中发酵变异了，暴烈行动成了对无辜者的施虐。而且，施虐一旦被赋予革命意义，就成为必要，也是必须。谁怀疑或者不积极参与，谁立场就有问题，说不定也会成为暴烈行动的对象。所以，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不光是为了献功邀赏，有些人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相竟施虐成为体现革命的坚决性、彻底性的标志。随着揪出的“敌人”越多，施虐者队伍旧越来越庞大。于是，许多人是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”，无所敬畏，不怕报应，做人越来越没有底线……一批原本善良之辈包括一些知识分子，由此变成暴民，变成痞子。

痞子是不会忏悔的，过去如此，今天依然。

“文革”中最流行的语录是“让人说话，天不会塌下。”当真吗？顺强权、绝人情、昧良心的假话、胡话、昏话尽可以在报纸广播上大鼓大噪；流氓粗口尽可以写入文章、编进歌曲、飞上舞台。但是谁要说真话，试图讲道理（更多的情况下其实是论说常识），尤其是稍微涉及一点政治问题，不是像李老师、周谦仁那样被帽子、抹布封口，就是像我，话没说完就被打回去。打回去也是封口，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。

陈新民专列

皋兰山下黄河边，